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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00-2009】新千年三农问题,农民真苦,农村真穷,农业真危险-江苏出让土地提留多少

Olivia 0

本篇接第十次波动新千年、新发展观念,面对新千年的机遇和挑战,三农问题首先成为了焦点,本篇讲当时农村面临的困境和解决办法(共3774字,阅读需12分钟)

01

农民减负

新千年的第一个话题

进入新千年,农村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,用当时学者话来讲,解决“三农”问题已不在“三农”内,需要社会统筹协调。自此,农村的改革走过“农业支持工业”“给农业放权让利”后的第三个阶段,“扶持农业”。

2000年春节,湖北省一位基层干部“含着泪水”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开头就有一种“震撼”效果。

“总理,我叫李昌平,今年37岁,经济学硕士,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,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。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,对农民的深切同情,含着泪水给您写信。我要对您说的是:现在农民真苦,农村真穷,农业真危险!”

这封信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亲历亲见历数当前“三农”问题:“盲流如‘洪水’”,“负担如‘泰山’”,“债台如‘珠峰’”,“干部如‘蝗虫’”,“责任制如‘枷锁’”,“政策如‘谎言’”,“假话如‘真理’”。农民太苦了!农村的工作太难了!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!

信中还开出了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“药方”:

“一、坚决刹住浮夸风”

“二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,增加农民收入,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”

“三、强化群众监督,严治腐败,确保政令畅通,取信于民”

“四、鼓励改革创新,加强调查研究,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,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”。

这封信在上层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。不久,一个直接来自北京的中央调查组避开监利县委县政府到了棋盘乡,调查结果,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属实,有一些问题甚至更严重。

此后,监利县进行了一场被称为“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”,历时约两个月。“监利经验”开始见诸当地报端。而也就在此时,李昌平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职务,南下打工了。

“三农”问题再次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。

此时,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再次将镜头对准了久减不下的农民负担:吉林省扶余县永平乡陈家村,农民冯世英,全家5口人,1999年全家收入4000元,但要交提留487元,统筹432元,义务工欠工款502元,总计1421元,占收入的35.6%。

如果再扣去农业生产投入成本1000元,剩下的人均生活费只有300元左右。而乡里却是按人均收入2300元计算提留的。如果各种费用不能交清,则按月息15%和年息30%处罚。

央媒关注农民负担,农民随着改革开放进展,不仅没有享受发展的红利,反而生活更加艰辛,无疑让人唏嘘。

02

农村税费改革

3月,安徽全省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。

选择安徽不仅因为这里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源地,更因为90年代中期,安徽就搞起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。

安徽基本确立了由农业税及其附加税、“一事一议”筹资酬劳为主要内容的新税费制度框架,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“三个取消,一个逐步取消,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”。即:

取消屠宰税,取消乡镇统筹款,取消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;

用三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;

调整农业税政策、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,规定新农业税税率上限为7%;

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,以农业税额的20%为上限征收农业附加税,替代原来的村提留。

而全面推进税费改革的第一年,乡镇人均负担已由123.98元下降为83.14元,比税改前人均减少40.84元,农民负担明显减轻。

此后,试点向更大范围推开。2002年4月,中央决定把原先在安徽、江苏进行的农村“税费改革”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

从2004年起全面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,推进减征、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,5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,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。

当年,除国务院确定吉林、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的省份外,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浙江、福建5个省市也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,西藏自治区一直实行免征农牧业税政策。

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山东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11个粮食主产省(区)及广东省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;其余省份降低农业税税率1个百分点。

2005年全国减免农业税步伐进一步加快,有26个省(区、市)宣布取消农业税。

2006年,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。

03

谁都可以买卖棉花

2001年,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,建立起了依靠市场调节的、多元结构的棉花购销新机制。

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,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棉农的生产积极性。1982年,全国棉花第一次实现供求平衡。1984年,全国棉花不仅产销平衡有余,而且开始出口。

1985年,改粮食、棉花统购为合同定购。棉花收购政策调整后,种植面积减少2000多万亩,加上受灾,收购完成7000万担,未达到定购基数。

1986年度,棉价下调,进一步影响生产,棉花总产量为7080万担,收购完成6137万担,比1985年减少12.3%,而需求量增加,购销又出现缺口,国家对工业用棉实行计划选购。

1986、1987年,国务院规定在全国棉花合同定购任务完成前,不开放棉花市场,除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棉花经营单位外,其他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收购、贩卖棉花。

1988年度,为缓解棉花供求矛盾,决定实行棉花超定购分成办法,即超过国家定购任务部分,上交国家30%、地方自留70%,同时对省区间调拨实行“一吨棉、一吨粮”奖励办法,每吨奖售粮补贴平议差价128元。

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,但棉花生产恢复速度仍比较缓慢,质量问题也越来越突出。1989年,在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基础上,在棉花销售环节实行调出调入包干制度,3年不变,同时进一步强调棉花由供销社统一收购,统一经营,不搞棉花市场,不搞价格双轨制。

1991年棉花生产达到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峰,种植面积9807万亩,产量567.5万吨,收购量527.1万吨。

1992年,国务院决定在山东、河南两省(后增加江苏省)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试点。由于各部门对“放开”和“市场”的认识和理解不一,棉花流通秩序混乱。

1993年底至1994年上半年,许多非棉花经营单位纷纷插手棉花收购、加工和经营,抬价抢购、虚高等级、掺杂使假、作弊获利,严重扰乱了棉花流通秩序。

1993年度全国供销社棉花收购量只有253.85万吨,比1991年度下降51.8%,跌至8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。

当时全国棉花市场混乱、价格暴涨、资源流失、质量问题严重的局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。

1994年,重申对棉花实行国家统一定价,供销社统一经营。

1995年,决定提高棉花收购价格,同时取消棉花收购加价政策,并实行棉花工作“省长负责制”。

1996年开始,国家对棉花政策作了一些调整,在收购价格定死的情况下,销售价格可以上下浮动4%。但由于供大于求,事实上只能向下浮。损失又转移到供销社的棉花企业这一方。

1996—2001年,全国供销社系统棉麻公司的亏损挂账是465亿元人民币,而近年来棉花产值(以收购价计)亦不过五六百亿元。

供销社的亏损中有197亿元属于中央政策造成的亏损,133亿元是地方政策造成的亏损。然而还有120多亿元是企业自身的经营亏损。

作为国家指定的唯一的棉花收购渠道,供销社可以说是独自品尝着苦果。垄断还造成以权谋私现象,2000年国家棉花打假九个大案竟有八个来自供销系统。

长期垄断造成了供销社人力成本过高,企业效率低下。截至1997年,全国棉麻公司的收购点12553个,总职工人数达到66万人。而原棉麻局局长黄进认为,有40万人是冗员。

棉麻公司收购棉花,长期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专项棉花贷款。这笔钱本来是对棉农“不打白条”的保障,实际上却成了供销社的钱柜。

供销社、农发行都在喊亏。官方将新政策概括为“一放,二分,三加强,走产业化经营路子”。

所谓“一放”,就是彻底放开棉花收购;

“二分”,是指供销合作社与下属棉花企业分开,棉花的储备与经营分开;

“三加强”,就是加强宏观调控、加强市场监督、加强质量管理;“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”,指鼓励棉纺企业和经营企业到棉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,与棉农建立利益共同体。

上亿棉农、成千上万的棉商,嗅到了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就是“一放”,彻底放开棉花收购,“谁都可以买卖棉花”。

国家对棉花的收购和销售不再规定指令价,购销价格全部交由市场形成。

04

又一个“1号文件”

2004年4月3日,新一届中央政府召开了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,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:“中央决定,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。”

清理、追讨农民工工资,惩治“坑农”事件,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,“一把手”深入农村调研……各地都开始行动起来了。

“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地方党政一把手亲自抓、负总责的工作制度,县(市)委书记、县(市)长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第一责任人,对本地区发生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、严重群体性事件和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(事)件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。”

能不能把农民负担减下来,把涉及农民负担案(事)件多发势头坚决压下来,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矛盾,保持农村社会稳定,既是对各级干部的要求,也要作为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。

2005年1月,中共中央发布的又一个“1号文件”慎重宣布: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。农民缴“国税皇粮”从此成为历史。

学者们认为,从根本上说,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减免几个百分点的问题,改革已经不再是单项推进的阶段,而是需要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来解决中国特色的“三农”问题。

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:“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,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。”中国农村改革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,改革已经进入了触及更深层次问题的阶段。

预告:下一篇,2000-2009第十次波动,宏观经济(2) 外贸发展的关键一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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